内容提要：在胡适众多的美国朋友之中，交谊维持50年，并对他的思想有过重大影响的人并不多。艾迪丝·克利福德·韦莲司女士（Miss．Edith Clifford Williams，1885—1971）是这少数人中，最重要的一个。两人初识在1913到1914年之间，友谊一直维持到1962年胡适逝世。
胡适一生最为人所乐道的一件事，既不是他的实验主义，也不是他的哲学史、文学史，或小说考证，而是他的婚姻。他和江冬秀的结合，是个典型的“父母之命”。然而，胡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，却又是向“吃人的礼教”抗争的代言人。一个毕生为个人自由与尊严而奋斗的战士，自己的婚姻却是“吃人的礼教”下的一个祭品。正是因为这个有趣的矛盾，使胡适的婚姻，在新旧交替，东西合流的20世纪初年，成了一个思想史上的课题。
胡适婚姻的矛盾，基本上是一个爱情与亲情的冲突，而结果则是爱情向亲情屈服，或者说爱情被亲情所扼杀。
胡适之不毁婚约，与其说是为江冬秀，不如说是为他母亲。在1918年5月2日写给胡近仁的信中，胡适坦白地承认：“吾之就此婚事，全为吾母起见，故从不曾挑剔为难（若不为此，吾决不就此婚）……今既婚矣，吾力求迁就，以博吾母欢心。”
胡适的婚姻，基本上只是“甘心为爱我者屈”的一个具体表现。他之所以这么做，与其泛泛地说因为他是“东方人”，不如说因为他有一个对他关爱备至的母亲，在一封信中，胡适说道：
在家庭关系上，我站在东方人这一边，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母亲，她对我的深恩是无从报答的。我长时间离开她，已经使我深感愧咎，我再不能硬着心肠来违背她。
这种由“深恩难报”的罪恶感，渐渐发展成了“母命难违”的使命感。胡适早期与韦莲司的一段恋情，多少笼罩在这两种情绪之中。
胡适一生服膺戴东原“以理杀人”比“以法杀人”更为残酷的特识。其实，不但“理”可以杀人，“爱”也可以杀人。
胡适与韦莲司之交往，并没有瞒着胡母，在暗中进行。胡适曾多次在家书中提到韦氏一家如何善待他，及韦女士狂狷高洁之品行。也许就因为胡适坦白地向母亲报告与韦莲司的交往，再加上胡母致函韦氏一家表示谢意，以至引起江冬秀娘家的疑虑，谣传胡适已在美另娶。胡母在1915年8月28日的信中要求胡适澄清。
胡适接此函之后，在10月3日写了一封8页的长信，力辩此项谣言之无稽，其中说道：
儿久已认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，为不必毁，为不当毁。儿久已自认为已聘未婚之人。儿久已认冬秀为儿未婚之妻。故儿在此邦与女子交际往来，无论其为华人、美人皆先令彼等知儿为已聘未婚之男子。儿既不存择偶之心，人亦不疑我有觊觎之意。故有时竟以所交女友姓名事实告知吾母。正以此心无愧无作，故能坦白如此。
胡适在“不可毁”，“不必毁”，“不当毁”的旁边密圈加点，以示其言之诚。
就现存信件来看，胡适第一次将江冬秀照片给韦莲司看，是在1915年3月28日，信中有一段话讨论到江冬秀。这段话是由韦莲司的一个问题所引起的。
我不知她（江冬秀）有没有想过现在的情形——看来，她是想过的。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看待你（胡适）和你的思想的。
胡适的回答是：
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（韦莲司）说。其实，我也不知道她是如何来看待我和我的思想的。在她心目中，我也许已经“理想化”了，但她对我的思想全然一无所知，因为她连写封短短问候的信都有困难，她的阅读能力也很差。在寒暄的信中是无法传达思想的，我早已放弃让她来做我知识上的伴侣了。这当然不是没有遗憾的。诚如你所说：“这似乎很奇怪，而又似乎无所谓。”谁知道呢？我只知道我应该尽力去让她快乐，至于能做的多成功，我也不知道。我曾试着劝她在读书写字上多下些工夫，但这是不可能的——这有无数的原因。然而，我是个乐观主义者。我母亲既不能读又不能写，可是她是我所知一个最善良的女子。
胡适1914年11月22日的日记有“择偶之道”一条，指出配偶而又兼为“智识上之伴侣”几乎是不可得的，“智识上之伴侣不可得之家庭，犹可得之于友朋。此吾所以不反对吾之婚事也”。这样的说词，多少是出于无奈的自我安慰。
胡适是在这样“迁就容忍”的心情下，接受了他的婚姻。而韦莲司此时在胡适眼中正是一个奇女子，“具思想、识力、魄力、热诚于一身”。韦莲司成了胡适留学期间“智识上的伴侣”。
胡适对韦莲司所表露的他对江冬秀和自己婚姻的观感，不是在一般中文材料中所能看到的：少了几分顾忌，多了几分亲切。1917年11月21日，也就是胡适和江冬秀举行婚礼前的49天，胡适写了一封信给韦莲司，吐露了自己对这个婚姻的看法：
我不能说，我是怀着愉快的心情，企盼着我们的婚礼。我只是怀着强烈的好奇，走向一个重大实验——生活的实验！我相信韦莲司夫人不会喜欢上面这段话。然而，这却是一段老实话。
从胡适婚前写给韦莲司的信来看，结婚只是“尽义务”，虽然没有什么热情，但也绝无逃避的念头。既然这是一件躲不过的事，那就承担下来吧，这大概是胡适当时的心情。
婚后不到两个月，胡适又写了一封信给韦莲司：我结婚已经7个多星期了，还没向你报告这件事！我高兴地告诉你我妻子和我都相当愉快，而且相信往后能相处的很好。接着他谈到了他对婚礼的改革：我12月16日离开北京，23日到家，30日结了婚。我自创了婚礼的仪式，废除了所有旧习俗中不合理的陋规。我们没有拜天地，这是废除的陋习中最重要的一项。可是还是去祠堂拜了祖先。为了这件事，我母亲和我争执了好几天。我认为我们结婚和祖先是不相干的，我也不相信有祖先的存在。我母亲同意了我所有的改革，却受不了她的独子数典忘祖。在我们结婚的前夕，我对母亲让步了。婚后第三天的早晨，我妻子和我到了祠堂向祖先牌位行了三鞠躬礼。
胡适一生之中最悲痛的一件事大概是他母亲的逝世。1918年11月23日胡母冯太夫人病殁于安徽绩溪上川本宅。在一封1919年3月3日给韦莲司的信中，胡适对母亲逝世前后及自己的感受有相当亲切的叙述：
我母亲去年11月死于流行性感冒！从我们谈话中你已熟知我母亲。这个打击太大了，我简直无法承受。她死时才46岁。她过去二十几年为了我受尽千辛万苦，我现在刚开始能使她略感愉悦［而她竟离开了人世］！婚礼以后，我把妻子留在她身边。但是她知道我工作很辛苦，又把［冬秀］送到北京和我生活在一起。她听到我们马上要生孩子了，非常高兴，然而她却没能见到她的孙子。刚得流行性感冒的时候，她不让任何人写信通知我，她知道我原订12月要回家，她不要我为了她而提早行程。这就是她的个性—一个勇敢而不自私的女人！虽然我妻和我没能在她病床边，她含笑而终。
我唯一的安慰是在我离家11年以后，从美国回家看到了母亲。临终前，她告诉病榻边的人说：她很高兴能活着见到我从海外回来，见到我和她所择定的人结婚，又听到我们即将得子的消息。
胡适的母亲为他备尝了二十几年的艰辛，把一辈子的希望全寄托在他身上，他也不负母亲厚望，放弃了“不婚”，放弃了“无后”，放弃了心中所爱，博得了母亲临终前的一点安慰。
胡适是韦莲司毕生唯一想嫁的男人，但她也清楚地知道，这个唯一想嫁的男人，永远成不了她的丈夫。然而，这个事实丝毫无碍于她对胡适终其一生的爱慕。
《胡适与韦莲司》周质平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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